关于唐僧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，这个问题要从当时中国的佛教发展状况说起。唐朝初年，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几百年，但很多佛经的翻译都存在不准确、不完整的问题。当时流传的佛经大多是通过西域间接传入，经过多次转译后，很多教义已经变得模糊不清。玄奘在研习佛经时，常常发现不同译本之间存在矛盾，这让他深感困惑。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，他决心前往佛教的发源地印度，寻找最原始的经典，以解决这些疑问。
玄奘知道那烂陀寺的存在，并非偶然。在他之前，已经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印度取经。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的法显大师，他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西行求法，历经14年才返回中国。法显的《佛国记》详细记录了印度佛教的状况，特别是那烂陀寺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佛学中心的情况。此后，北魏的宋云、惠生，隋朝的彦琮等僧人都曾前往印度。这些先行者留下的游记和见闻，为后来的求法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。玄奘在长安和洛阳的寺院学习时，必定接触过这些前辈的记载，对印度佛教的现状有所了解。
那烂陀寺在当时确实是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。这座始建于公元5世纪的寺院，鼎盛时期有上万名僧侣在此学习，藏书达900万卷。寺内设有佛学、逻辑学、医学、天文学等多种学科，吸引了整个亚洲的学者前来求学。玄奘选择前往那烂陀寺，就像今天的学者要去哈佛、牛津深造一样，是冲着最权威的学术资源去的。他特别想跟随戒贤法师学习《瑜伽师地论》，这部经典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完整的译本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玄奘的西行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了长期准备。他在出发前就已经精通梵文，这为他后来的学习和翻译打下了基础。当时长安有不少来自印度的僧人，玄奘很可能向他们请教过印度的具体情况。他还收集了各种关于西域和印度的地理资料，做了充分的路线规划。这些准备显示，玄奘的西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追求，而非盲目的冒险。
玄奘之前的取经者虽然为数不少，但他们的旅程都异常艰难。法显去时走陆路，回程走海路，同行十余人最终只有他一人完成全程。北魏的惠生奉命出使印度，却在归途中病逝。这些前人的经历说明，西行取经是九死一生的壮举。玄奘当然知道这些风险，但他仍然义无反顾。这种追求真理的决心，正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。
当时中国的佛教界存在诸多争议，特别是关于佛性问题的争论。不同宗派对佛经的理解差异很大，迫切需要原始经典来澄清这些分歧。玄奘希望通过取得最权威的佛经，统一国内的佛教理论。这种学术使命感，也是驱使他西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他看来，只有从源头获取真经，才能解决中国佛教面临的困境。
玄奘的旅程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他偷渡出境后，独自穿越戈壁沙漠，几次险些丧命。在过高昌国时，国王麹文泰极力挽留，甚至以送他回国相威胁。玄奘以绝食明志，最终感动国王，不仅获得资助继续西行，还与国王结为兄弟。这种对理想的执着，贯穿了他的整个旅程。经过四年的跋涉，他终于抵达那烂陀寺，实现了求学的夙愿。
在那烂陀寺，玄奘的学术造诣得到了充分认可。戒贤法师破例为他讲解《瑜伽师地论》，这在当时是极高的荣誉。玄奘还参与了寺内的各种辩论，凭借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大乘天的尊称。他在印度游学十余年，几乎走遍了所有重要的佛教圣地，收集了大量经典和文物。这些经历使他成为当时最了解印度佛教的中国僧人。
玄奘归国后，唐太宗虽然对他私自出境的行为有所不满，但很快意识到他的价值。玄奘带回了657部佛经，这个数量远超之前任何一位取经者。他精通梵汉双语，翻译的佛经准确度大大提高。在朝廷支持下，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，共译出佛经75部，1335卷。这些成就使他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翻译家之一。
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玄奘的西行取经不仅是个人行为，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篇章。在他之后，中印之间的佛教往来更加频繁。那烂陀寺遗址中发现的唐代铜钱和瓷器，证明了中国僧人的持续到访。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成为研究古代印度最珍贵的史料之一，连现代印度考古都依赖这部著作。
玄奘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学术追求需要勇气和坚持。在他那个时代，没有飞机火车，没有互联网，甚至没有准确的地图，但他依然完成了这趟万里求学之旅。他的经历证明，人类对知识的渴望可以超越地理的阻隔和文化的差异。今天我们在西安大雁塔下仰望时，不仅是在看一座古建筑，更是在仰望一种永不言弃的求知精神。这种精神，在任何时代都值得珍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